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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与西班牙流感类似的是，这次的新冠病毒致病性极高，传染性极高。然而，今天的新冠疫情防控面临着更大的挑战：如今全球的人口流动性已经大大增强，疾病的传播速度远快于百年前。从这一点上说，当时的西班牙流感可能远不如今天的新冠疫情严峻，这次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几百年一遇的传染病事件。

    我国作为第一个报告疫情的国家，在如此重要而紧急的情况下，采取了快速而果断的措施，在疫情暴发不到半年且毫无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实现了本土病例“清零”。

    “从我的专业角度和医学传染病史的角度来看，这真的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‘壮举’，一个改写人类应对传染病历史的重要事件，一个载入史册的里程碑事件。”唐金陵教授强调。

    现如今，回顾中国在这场疫情控制中最重要的经验，也是特刊中被提到最多的一点，是我国在强大的政府领导下，坚定执行了像隔离、洗手、消毒、戴口罩、保持社交距离、取消公共活动等这些常识性的、传统的公共卫生措施，也就是非药物干预措施。

    这些传统的卫生措施到底有多重要？以戴口罩为例，全民“戴口罩“能有效减少疾病传播。一项meta分析显示，仅戴口罩这个行为就能减少85%的感染风险[2]。而一项来自190个国家的全球研究表明，多种公卫措施的联合应用相较仅应用单一的公卫措施，能够增加11%-60%的疾病控制率[3]。

    早前有一篇发表于《柳叶刀》（the    lancet）的文章曾经预测，如果我国不及时阻断病毒传播，不及时封城管理，2020年4月疫情患病人数很可能将达到1天3万例的顶峰，远高于实际发生于2月2日的1天1967例。可以说，武汉封城后的公共卫生措施成功地减少了近93%的高峰期日发病人数，提前两个月遏制了疫情的大流行，为全球的疫情防控做出了巨大贡献[4]。

    唐金陵教授感慨：“未来，当人类再面临这样的烈性高传染病的时候，一定要相信，即使没有疫苗，即使没有特效药，只要我们用公共卫生措施，再加上一些现代技术，我们能够很快地局部消灭这个疾病。我觉得这是对人类最大的启示。”

    那么，如何做好传统的卫生措施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做好健康教育和社会动员。“我们常说，健康教育是最好的‘疫苗’。我们要让老百姓能够认识到这些传统的措施能发挥积极的作用。”李立明教授说道。

    但是，未必所有国家都能严格遵守和执行这些公卫常识，做好健康教育：

    “举个例子，大家都知道，美国的疾控体系以及科研的能力明显高于我们国家，但是这次他们的疫情防控并不成功，现在已经出现了8000多万的确诊病例，70多万的死亡病例。为什么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坚持贯彻传统的公共卫生措施，例如戴口罩，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。还有一些国家比如英国，坚持群体免疫，一味强调疫苗接种。但是疫苗接种只能保护易感人群，既不能早期识别发现传染源，也无法切断传播途径。”

    如今，随着新冠病毒疫苗的出现，全球疫情防控已经进入第二个重要阶段。但是遗憾的是，这次的新冠疫苗绝非防控疫情的“救命稻草”。

    对此，李立明教授有着理智的判断：从科学的角度说，我们能研制出新冠病毒疫苗，已经是一件值得“庆幸”的事情。

    “新冠病原是一个    rna    病毒，是单链的、非常不稳定的病原体。不少rna病毒，像艾滋病病毒、sars病毒都还没有疫苗。新冠疫苗的有效性不是绝对的100%，但是它能积极地保护易感人群，降低发病的危险度，减少死亡几率。而且疫苗接种了以后，不仅会发生体液免疫，还会有细胞免疫，甚至可以出现免疫的记忆来抵抗一些新的病原。”

    显然，单凭疫苗无法100%控制住疫情，新变异毒株还在不断出现。如果把疫苗比作一堵未全面阻挡病毒的“围墙”，那么剩下的“墙”靠什么来垒？只能靠公共卫生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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