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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其实，地主们将实物地租改收货币地租，基本是与一条鞭法的推行同步的。朝廷将实物田税改银，并允许纳银代替赋役，这样做的坏处是，纳税人必须要将生产的实物出售，换取银钱完税。这个过程中，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商人集团的盘剥。地主们为了向佃户转移负担，才改变了收租办法，开始收取货币租。

    另外，收取货币租还可以消除佃户偷奸耍滑的门路。江南农民专种一种叫做‘不道糯’的稻子交租，因其产量高，出米少，质量差，所以称为‘谩官稻’。还有种芒稻的，芒长约二寸，每四石出米量不及其他稻子的一石，以此交租，故地主佃农时常生争执，虽然地方官屡加禁止，但农民照常以此交租。改为货币租后，便可以不受‘次粮顶租’之苦。

    加之世风变化，如今人们对于钱和物的看法，已同前人大有不同。不再以简单朴素为常，而是以奢侈享受为荣。故而地主不重布帛菽粟而重金钱，得金不患无粟。且缓急转移，易以万物，多金尤便。

    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，地主集团迫切希望改变收租的方式，在他们的活动下，各省允许地主‘起田另佃’，虽然引起了极大的反对，但在徐阁老的力主之下，地主们还是与佃户重签了田契，将实物租改为货币租。

    然而为何刚过十年，就又想改过来了呢？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物价飞涨！如果谁有十年前的报纸，翻开看看就会现，在这十年间，柴米油盐，衣食住行的价格，平均上涨了一倍，这还是官府对事关民生的商品，始终努力平抑物价的结果。那些非生活必需的物价，上涨幅度达到了两倍。

    《经济学》上说，通常情况下，物价上涨最遭殃的是固定收入群体。而倒霉的地主老爷们，费尽心机将实物分成地租改成了货币固定地租，也就荣幸的加入了这一行列。

    《日报》曾经做过调查，中小地主每年的平均地租收入是五百两银子，一百五十两用于交纳各种赋税，二百两用于基本开销，还有一百五十两可以改善生活，或者扩大生产。

    每一年物价上升一成，他的生活成本就增加二十两，而可以自由支配的钱，却会少十五两。每年都如此，地主老爷们的钱包，瘪下去的度就可想而知了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，佃户们却开心了。改成货币定额地租后，地主们不再管地里种什么，他们可以选择以种植价值更高的经济作物为主，以种植粮食蔬菜为辅，这样既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，又可以不受物价上涨之害。

    所以说，这十年来，地主们的日子越过越惨，佃户们却越来越滋润，这就是双方一个想改回从前，一个坚决不改的原因所在。

    而后来城市的士绅，加入支持的农民行列，也是毫不意外的——这些以工商业起家的新贵，与传统地主的矛盾由来已久，矛盾的根源只能存在于经济方面。

    工商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合格原料，比如丝织业需要合乎标准的生丝，棉纺织业需要合乎标准的棉花，染织行业更需要特殊的经济作物。然而在收取实物地租的年代，地里种什么，卖个什么价，是由地主们说了算的。所以双方矛盾的实质，就是工商业主企图控制农产品的产销，而地主们自然不甘心失去定价权，双方自然产生了矛盾。

    但是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后，地主们脱离了生产，不再干涉农民的种植选择。老实巴交的农民，总比老奸巨猾的地主好对付，工商业者自然乐见其成。这种形势下，他们普遍选择与农民们签订合约，提供资金技术等支持，农民们则承诺到收获时，将农产品按规定价格卖给资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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